河南省首个微电网示范电站投入商业运行

对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机制的完善来说, 应当将自然资源资产的登记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之中, 而不应在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之外再建立一套独立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体系。

[6] 参见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98页。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这里的1年时限是属于不变期间，还是属于时效而有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可能？《条例》对此虽未明确规定，但从解释方法上说却不难回答。

在此情形之下，如果拘泥于机动车的文义，而将其排除于工伤认定的范围之外，既不符合宪法第42条有关加强劳动保护的宗旨，也有违于相同情形相同对待的正义原则。而在我国现阶段，铁道与道路平面交汇的情形在城乡均为数不少，且很多道口都无人看管，安全风险较大。换言之，新《条例》不再区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六、结语 本文对工伤认定行政领域内合宪性解释的实践以及制定者的回应进行了初步的整理。2009年11月孔德成才申请工伤认定，铭扬公司认为这已超过了1年的申请时限，且期间的耽误非因不可抗力所导致。

从漏洞填补的角度看，新《条例》一是将火车、客运轮渡、城市轨道交通等造成的事故伤害明确纳入工伤认定的范围。[24] 参见郑尚元、李海明、扈春海：《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南北战争的情形截然不同，南方独立必然要废除宪法，因而此时的政治忠诚就是捍卫宪法。

另一个方面是，遵守两个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比如《国歌法》《国旗法》。《解释》所规定的真诚庄重准确、完整，哪一项不是神圣行为的应有之义呢？ 其次，之所以说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就职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在君主制下，君主声称朕即国家，但这是一个拟制，是一种代表理念。我发誓是一种言说行为(speechact)的完美范式，在语言学上也称为述行行为(performative act)。

也许在一些人的眼中，宪法宣誓顶多是个形式(formality)，对于宪法实施何用之有？须知宪法实施包含积极的意义——职责担当和消极的意义——不违背宪法，两种意义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可惜，历史偏偏给人们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

[32]所谓社会契约和法律的圣神性，不就是主权者的神圣性吗？可见，卢梭的公民宗教要造一个地上的神——民主神。其中，最污人耳目的是青年新政候任议员梁颂恒、游蕙桢的言辞与行为。从行为与责任相应的原则上来说，这其实是不充分的。于是，服从主权者和法律，客观效果上就成服从政府了。

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青年要取得公民身份，还需要在18岁时经历一个介绍加入德莫(demos，村落，也是基层政治单元)的仪式。奏国歌、升国旗，也是政治忠诚和宪法忠诚的表达方式，因为国歌和国旗都属于国家的代表性符号，均由宪法确定。其实，可以考虑增加宪法宣誓的情形还有好些种情况，比如中国共产党内的各级官员就职、公民参军、战争、授军衔，此不详列。就职宣誓，是让中央和港澳居民相信这些职务的担当者会遵守基本法的一种言语形式。

在阿甘本看来，誓言的真正秘密就藏在这个语式中。在这个逻辑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发掘一个国家忠诚的理论范式，这个范式就蕴藏在卢梭的道德理想国之中，即一个著名的连比例公式：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

对此裁定，香港特区政府立即表示异议。从宪法的发展史来看，宪法最初就是国王与贵族(以人民的名义)之间缔结的政治契约，国王总是倾向于蔑视和废弃之。

还有一类叫团体誓言(corporate oaths)，它既是强制性的，又是自愿的。宣誓用于取得公民资格，渊源久远。对于港澳两地来说，上述义务是一致的，但两地对法定义务的落实情况大有差距。这可以诠释为，忠诚是道德情感与客观行为的结合。代表若不忠诚，就会出现代表制危机。[17]如何才能算是一个有道德的公民呢？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的不同地方分别提到爱国心、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社会性、社会情感、爱法律、爱正义、牺牲生命等要素。

我国的宪法宣誓，应用范围很窄，只包括就职誓言。在联邦制下，公民的忠诚是双重的，既要忠于所在州，又要忠于联邦，也就是说既要忠于州宪法，也要忠于联邦宪法。

至于其余各级官员，则均需宣誓效忠国王/女王，其职务誓言无疑是忠诚誓言。往深里说，述行的自我指涉性往往是通过对语言的一般指意性质的悬搁(suspension)来架构(constitute)的。

这个对象或者宾词，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还可以是一个承诺、誓言或者一个规范[25]徐汉明：《国家监察权属性研究》，《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

尽管该条例自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制定，仍只能归为检察机关内部规范。2.实质要件层面，监察派驻是否以根据工作需要为前提？回溯监察立法过程，《监察法（草案）》曾经借鉴并采取了《行政监察法》关于根据工作需要的表述，但最终这一表述被删除。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我国权力机关能否依此授权，在组织法中补充甚至创设监察委员会的新的宪制职权？笔者以为，首先，从《立法法》第8条第2项有关宪制机关之职权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无法推出法律有权创造宪制职权。反观街道办，则无此规定。

其中，前3类属于派驻全覆盖对象，应当对其全部派驻监察机构。可见，检察院派驻检察室至今尚无组织法层面的依据。

（2）县区级以下的基层行政区，例如乡、民族乡、镇、街道等。摘要：在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国家监督体系形成人大监督—专责监督—内部自治的三维共治格局。

（5）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以派驻为原则，而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科研院 所、高等学校、文化组织和卫生医疗组织等单位以不派驻为原则，原因在于：其一，这些单位主要是为了提供公共事业产品，而不是管理公共事务。所谓责任兜底，既指派出主体监管不当则承担相应责任，又指派驻机构无力担责时由派出主体代为承担。

为此，需要在我们党和国家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统一的权力监督格局[1]，其中，统一监察是基础、巡视机制是利剑、派驻监督是探头，三者合一，构成我国特色监察体制三位一体的立体化监督格局。[19]进一步讲，监察派驻是否仍须满足一定实体条件？实质要件与程序要件之确定，不仅要从行政和司法组织规范中总结和借鉴有益经验，还要上升到我国宪制环境层面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在地方层面，如河北省等省级监委也已向省科学院、社科院等进行派驻。在辖区内特定区域设立派驻机构，则必须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16]这某种程度也可称作跨行政区划的区域，例如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航空港、风景区等。（2）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仅指遵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经营管理并实施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所谓名责独立，即派驻机构在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该职权，也自行承担行使该职权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无论采取哪种方案，以下两点值得采纳：第一，无论向任何组织、单位或行政区域派驻监察机构，至少应该以经上级监察机关同意[26]作为审批程序的最低限度。

（3）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属于公职人员。派驻全覆盖也不应理解为不顾实际地机械运用，而是要以我国人大制度为根本，围绕宪法、监察法规定的组织规范，联系各个地方的实际需要，展开制度实践。